宋代官窑制度没有明确的记载,我当时看到官窑、哥窑

北宋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,由于中央政权抑制武力的策略,慢慢形成了文官得宠的政治风气,宋代有很多大文人都是做官的,导致宋代文化高度发展。很多学者都对宋代的文化予以肯定,认为中国后一千年的文化都是宋代定的调子,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宋代在“以文治天下”的国策下,此后三百多年时间取得非常大的成绩。尽管我们都知道,宋代的国土非常小,但是宋代老百姓的生活,整体来说都还是不错的。除了南北宋之分是一次大灾难以外,老百姓的整个生活还算稳定,而且长达三百多年这种繁荣有很多证据存在,比如《清明上河图》,反映了北宋都城汴梁的市井繁华。《清明上河图》这件作品,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纪录片来看。当时没有录音、录像这种高科技手段,未能把当时的社会记录下来,非常遗憾。但是,有《清明上河图》这样的画卷,从郊外一直画到城里,把整个汴梁的繁荣,乃至鳞次栉比的店铺,全部反映出来。当时有客栈,有民居,有店铺,有作坊,甚至有卖瓷器的专卖店。宋代的官窑制度,就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产生了。

澳门美高梅网上娱乐官网,官窑官窑颜色比汝窑透亮一些,显得更青绿一些。今天官窑的概念,一般情况下指的是明清官窑,带有明确朝代纪年的瓷器。实际历史上的官窑,从宋代宫廷就有烧造。宋朝初年凡事都得有人先定个调子。宋代官窑的这个调子,并不是开国皇帝赵匡胤定的。赵匡胤是武将出身,他在立国初期,对文化并未过多顾及。赵匡胤当皇帝可能不是经过深谋远虑的,而是临时的一个冲动。陈桥兵变,黄袍加身,历史给了他一个机会当皇帝。所以,他一开始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治国上。赵匡胤在当皇帝之前,虽然对读书很有兴趣,但是对艺术的感受并不很深。当时有这么一个故事:赵匡胤平定四川以后,俘虏了后蜀国王孟昶,把后蜀皇宫里的很多宝物运到汴梁。其中有一个黄金做成的盆子,上面镶满宝石,古书上记载是”七彩宝石”,都镶满了。赵匡胤就问:”这是干什么用的?”大臣说:”这是孟昶的便盆。”赵匡胤就说了:”他拉屎都用这个,吃饭该用什么呀?使这种东西,不亡国才怪呢!”说完他就把便盆摔了。赵匡胤显然对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非常不感兴趣。实际上,他内心对艺术还有一种抵触或是排斥的情绪。我想,每个朝代的建国初期,皇帝的心态大致都是这样,觉得艺术不重要,当不了饭吃。鉴于南唐李后主和后蜀孟昶的亡国教训,宋朝初年,全国范围内对艺术品,以及生活中对艺术的感受,都不是很追求,尤其是统治者,对艺术的感受都比较淡漠。民间倒可能有一点儿追求。宋朝刚建立时,赵匡胤并不认为江山稳固,所以忧心忡忡,就去找大臣赵普,征求治国方略。赵普是宋代非常有名的大臣,号称”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”。赵匡胤就问赵普,国家怎么去治理,怎么才能避免五代十国那样的战争频繁,皇帝一朝朝地换。赵普就跟皇帝说,主要问题就是大臣兵权太重。我们知道,唐代对武力就比较推崇,尤其晚唐到五代十国时期,大家都是谁胳膊粗谁拿下天下。针对这样一个背景,最后赵匡胤定下的治国方略就是强干弱枝。所谓”干”,就是指中央集权。宋代的中央集权非常明确,所有事情都是中央说了算。”枝”,指地方势力。赵普认为只要削弱了地方的军事势力,天下自然就安定了,所以就有了后面宋太祖”杯酒释兵权”的故事。官窑产生的背景北宋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,由于中央政权抑制武力的策略,慢慢形成了文官得宠的政治风气,宋代有很多大文人都是做官的,导致宋代文化高度发展。很多学者都对宋代的文化予以肯定,认为中国后一千年的文化都是宋代定的调子,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宋代在”以文治天下”的国策下,此后三百多年时间取得非常大的成绩。尽管我们都知道,宋代的国土非常小,但是宋代老百姓的生活,整体来说都还是不错的。除了南北宋之分是一次大灾难以外,老百姓的整个生活还算稳定,而且长达三百多年。这种繁荣有很多证据存在,比如《清明上河图》,反映了北宋都城汴梁的市井繁华。《清明上河图》这件作品,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纪录片来看。当时没有录音、录像这种高科技手段,未能把当时的社会记录下来,非常遗憾。但是,有《清明上河图》这样的画卷,从郊外一直画到城里,把整个汴梁的繁荣,乃至鳞次栉比的店铺,全部反映出来。当时有客栈,有民居,有店铺,有作坊,甚至有卖瓷器的专卖店。宋代的官窑制度,就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产生了。宋代官窑制度没有明确的记载,而明清以后的官窑制度有明确的记载,什么时间皇帝下令做什么样的瓷器;谁是督陶官,直接奔赴烧窑的前线,来指挥烧窑;政府一次需要多少瓷器等等,都有明确的记载。宋代官窑由于年代久远,史料不全,非常不明确。不能说当时没有官窑制度,但是今天找不到非常明确的文献,记载着从皇帝嘴里说出的官窑。由于不明确,所以今天不知道宋代官窑的起始时间。尽管如此,宋代官窑对于后世的影响,还是不可估量的。北宋官窑官窑是北宋定的主调。北宋官窑在北宋末年宋徽宗时期才开始烧造,窑址不明。历史上黄河多次改变河道,每次泛滥的时候都淤积大量泥沙,将汴梁旧城以及整个黄河下游淹没,有很多文化古迹就淹没在黄河故道之下。我们推测,北宋官窑的窑址应该就在汴梁附近,但至今没有找到,估计黄土覆盖的深度已达10米以上。我们参考其他窑址,南宋官窑的遗址就离都城非常近;清代官窑虽然是在景德镇烧造,但有一些极特殊的产品,比如瓷胎画珐琅,就在紫禁城内烧造,位置在西华门附近。北宋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,到了宋徽宗时期,社会生活非常富足。又赶上宋徽宗这样一个皇帝,酷爱艺术。大家都很清楚,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最没有政治造诣的皇帝之一,但他的艺术造诣却非常高,甚至可以说是艺术造诣最高的皇帝。历史上只有李后主李煜可以跟他相媲美。史学家们认为:在绘画技巧上,宋徽宗高于李后主;在诗词技巧上,李后主高于宋徽宗。李后主最著名的词就是”问君能有几多愁,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。我国20世纪30年代还拍过一部电影-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,就借的李后主这句词。宋徽宗对艺术感兴趣体现在很多具体的方面,比如他设立了文思院。宋代的文思院,设有各种作坊,分工达三千多作。今天不能想象,把一个事情分成三千多类,怎么分?可能分几十类就分不下去了。在三千多个门类中,反而没有”陶作”,没有烧造陶瓷的地方。我们分析原因,可能是烧造瓷器的条件比较恶劣,需要大量煤炭、木柴,会造成很严重的污染,而且在宫廷里烧火也很危险。清代在紫禁城里烧造珐琅彩是很小范围的事,所以能够容忍。如果是大规模的行为,就只能到景德镇去烧造。琮式瓶北宋官窑比较罕见,因为宋徽宗执政的时间只有二十几年;又经过靖康之难,很多东西都毁掉了;再加上一千年时间的淘汰,能留到今天的北宋官窑非常罕见。/book/plate.pic/plate_111687_4jpg我在十多年前曾经见过一个。北京翰海的第一次拍卖会上,有一个官窑瓶子。这个瓶子最早在扬州文物商店收藏,那次拿出来拍卖。这瓶子有一个名字,叫”琮式瓶”。”琮”是一种玉礼器,古代大量使用。大部分人很容易把这个字念错,念成”宗”,应该念”从”。琮和璧是古代最重要的玉制礼器,琮用来礼地,璧用来礼天;琮外方内圆,璧外圆内圆。琮式瓶,就已知的资料来看,全世界只有四件,一件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,一件在英国大卫德基金会,一件在台北故宫,最后一件就是翰海这件。北京故宫里都没有收藏这样的琮式瓶。当时很多专家都认为这件东西可能不真,也可能是明代烧造的。我就比较执着地认为它一定是真实的,就是北宋的,我们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它,非常幸运。北宋的琮式瓶在工艺上有很多特征,容易被我们忽略。它是一个内圆外方的瓶子,你从里面看是圆的,从外面看是方的。南宋以后,工艺上就可以烧造外方内方的瓶子了。陶瓷工艺中,拉圆非常容易,搁在轮盘上,随着轮盘一转,立刻就能拉成圆形。做成方的就需要模具,要一点点拼接起来。北宋时期的工艺还不够先进,所以要先拉成一个圆,然后单做四个三角,粘在四个角上,最后挂上釉去烧。我首先从工艺角度上看,认为这个琮式瓶是北宋的艺术品。当时还有很多人不认为它是北宋的,总觉得是后人仿的。我们要知道,仿一个有价值的东西,一定要有主观的愿望,就是我为什么要仿。比如,我就想造假。历史上也确实有这种人,就是想造假,造出来显示个人的成就,没有其他目的。那么,绝大部分人造假的目的都是为了赢利。在赢利的前提下,就有一个成本问题。如果造假成本高于真品成本,就不会赢利,造假也就不会存在了。这个原因导致历史上所有造假都集中在收藏热的时期,就是我们说过的北宋、晚明、康乾盛世、同光中兴到民国初年以及现在。那么,宋代官窑,在宋代没有人去造假,没有这个必要。到了明代,晚明时期的收藏中,追逐的对象不是宋瓷,所以也几乎没有造假。到了康乾盛世,尤其到了雍正时期,雍正对宋代官窑非常感兴趣,所以摹制了很多。清代宫廷主要是摹制,不追求一模一样,就追求形似,意思到了就可以。所以,雍正时期大量仿官窑的器物上,就写着”大清雍正年制”,说明本朝喜欢这种审美风格,跟完全欺世的造假有本质上的区别。那么从这点推断,这件琮式瓶的古拙肯定在明代以前,可是明代以前没有造假的动机,所以我就认为它是真实的。后来,这件琮式瓶被拍卖,现在在一个收藏家手里,被公认是北宋官窑。从这件事上可以感悟到什么呢?很多时候真理其实就在少数人手里,而不在多数人手里。当你的道行深的时候,你就可以知道,你鉴定的这个东西的真实面目。问题出在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人,手里拿着一个大瞎活儿,但还坚定地认为是真的。如果你没有这个本事,还非得要这么认为,那就出问题了。我觉得收藏当中很重要的一点,就是你觉得有把握,那就坚定地认为真理在你手里;但当你没把握的时候,就不应该执迷不悟。简单地说,瞎子拿一个瞎活儿,就更瞎了。南宋官窑公元1127年,南宋接替北宋。当时为了区分,北宋官窑就称为”旧官”,南宋官窑就称为”新官”。南宋官窑有两个烧窑的地方,一个是郊坛下,一个是修内司。这两个窑址都是20世纪发现的,一个是20年代,一个是90年代。南宋顾文荐《负暄杂录》有这样一段记载:”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,不堪用,遂命汝州造青窑器……宣政间,京师自置窑烧造,名曰官窑。中兴渡江……袭徽宗旧制,置窑于修内司,造青器,名内窑。澄泥为范,极其精致,油色莹彻,为世所珍。后郊坛下别立新窑,亦曰官窑,比旧窑大不侔矣。””本朝”指宋朝。宋朝最早使用的定州白瓷因为有芒,不好用,于是造出青瓷器。北宋宣和、政和年间,京师自己安排烧造,名曰官窑。”中兴渡江”,指南宋建都杭州,是一个很委婉的说法,明明是吃了败仗,被迫跑到南边,但说得很好听。所谓”袭徽宗旧制”,就是沿袭了徽宗时期的形制,先后在修内司、郊坛下烧造青瓷。”大不侔”,就是大不一样,新官窑跟旧官窑有不一样的地方。宋高宗赵构是南宋的第一个皇帝,他”中兴渡江”的时候已经21岁,是成年人了,对以前那种富足生活有极深的印象。他到了杭州以后,非常怀念北宋时期那种奢靡的生活。宋代林升的诗有这样的描写:”山外青山楼外楼,西湖歌舞几时休?暖风熏得游人醉,直把杭州作汴州。”这首诗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南宋人的心态,还是非常怀念北宋的生活。实际上,赵构是力图把杭州建成像汴梁一样的城市,体现大宋王朝的一种精神。从瓷器烧造上讲,南方的条件相对来说比北方优越。当时南方有越窑,有秘色,有龙泉,底子很厚,想烧官窑上手很快。所以在南宋初年,很快就把官窑像模像样地做出来了,尽管跟北宋官窑有所区别,但大体的样子出来了,差别不大。北宋被灭后,金人把北宋所有名贵的东西一股脑运到东北去了,也包括官窑瓷器。当南宋恢复祭祀制度时,很多礼器都没了,如果用金银铜等金属来做,国家的财政也不允许,所以就迫使瓷器迅速进入市场。绍兴十一年,南宋跟金议和以后,政局安定下来,就需要恢复祭祀的礼仪,大量生产礼器是朝廷迫在眉睫的任务。绍兴十三年,《咸淳临安志》中有这样的记载:”应用铜、玉者,权以陶、木。”就是本应该用铜用玉做的礼器,由于财政跟不上,可以用瓷器和木器代替。这里的”陶”就是指瓷器。这是权宜之计,变通一下。所以,琮式瓶、花觚等造型,都是南宋官窑中的礼器。上海买官窑很多年前,我在上海的一个大户人家里看到过宋官窑,他家祖辈历史上是大官,都是文人,背景非常好。”文革”时他们家被查抄了,退赔以后,退回来好几百件东西。我知道消息以后,去他那儿看,东西琳琅满目。当然,有很多是一般的,但也有很多非常重要。我当时看到官窑、哥窑,什么都有,我就想买。但是他想卖的,我不太想买;我想买的,他又不想卖。因为对他来说,每一件东西背后的故事不一样,背景不一样,也就牵扯到他个人的感情不一样,导致有的东西他就不愿意卖。他有一个官窑小洗,一个哥窑小瓶,拿出来给我看,说那是他们家最重要的传家宝。他上来就跟我说宋代五大名窑。今天大家谁都可以说五大名窑,汝、官、哥、钧、定,头头是道。可当时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五大名窑是什么,他就知道,还跟我说。我就想买他这两件东西,他说:”这两件我是不卖的,别的可以卖。”头一回我没有买成。后来,我每次到上海出差,都要到他家聊聊天,喝喝茶,跟他磨。时间长了,他也不好意思了,最后终于同意卖给我了。他说:”你可以买一件,这两件东西你挑一件,我卖给你,但不能都卖给你。”这对我来说就非常难。我们那时候碰到官窑、哥窑这样重要的藏品非常不容易,我特别想一次把两件东西都买到。我就跟他磨。他说:”不行,我已经违背了我的初衷,我原来的意思是一件都不卖给你,我今天已经开了口,让你挑一件,你不能再得寸进尺。”我想:是啊,我不能得寸进尺。然后我的问题就出现了,我要在两个里头选择一个。选择哪个?我觉得哪个都好!我拿起官窑,就觉得哥窑好;我拿起哥窑,又觉得官窑好。心里很痛苦。这时,我意识到人生的一个问题。人生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不是选择,而是放弃。我现在要放弃一个,这样想就想得比较通。就跟你同时喜欢两个女孩似的,一定要放弃一个,你才能结婚。不是说你要在这两个女孩里面挑选一个,而是你一定要放弃一个。最后,我就按照一个常规的思路,即五大名窑按照顺序排:汝、官、哥、钧、定。汝窑咱就不想了,当官窑和哥窑同时出现,我按照顺序,先买官窑吧。于是我就把官窑小洗给买了,现在观复博物馆展出,大家参观时可以看到。在收藏当中,经常碰到很多具体的问题。碰到问题时,如果你多想一层,人生就有所得。比如说当你发现有矛盾冲突的时候,一定想方设法放弃一个,这样人生才能迈出一步。官窑的收藏宋代官窑收藏的可能性非常低。一千年来,官窑地位至高无上,大部分都进了世界级的博物馆。一进入博物馆,流通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。宋代官窑洗子,究竟有没有卖过呢?卖过。1989年,香港苏富比拍卖了一只官窑洗,当时的成交价是2200万港币。注意这个时间,将近二十年前,2200万港币,当时创造了中国瓷器的世界纪录。这个纪录保持了很久。20世纪80年代人们的审美是对艳俗的藏品还不很重视,而重视这种高古的,所以宋瓷在当时的价格都非常高。进入21世纪后,大量新藏家出现,新藏家的审美就是由简单到复杂的一个过程。简单的审美,就是看着漂亮,我就愿意多花钱。那么,在宋官窑这样高等级审美的藏品面前,新藏家都不愿意出钱。所以,后来的纪录就被明清的粉彩、五彩、斗彩,不停地刷新。但我想早晚有一天,可能也不需要很长时间,人们的审美会回归于本来,宋代官窑一定会重新确立它江湖老大的地位。官窑的特征现在给宋代官窑做个小结。一、北宋和南宋的官窑都有紫口铁足的特征。所谓”紫口铁足”,是指口部由于釉薄,露出紫色的胎骨;圈足露胎的部分,呈现铁褐的颜色。古人归纳为”紫口铁足”。这个特征南宋要比北宋明显,原因是到了南宋,釉就没有北宋那么厚了,釉一厚,特征就不明显了。二、北宋、南宋的官窑都有开片,规律不一,很难确定什么样是南宋的,什么样是北宋的。三、北宋的官窑厚重,南宋的官窑轻薄。这个特征跟南北地域的人的性格有关。北方人性格比较粗犷,南方人比较纤秀。北方人和南方人有时注重点不同。在瓷器烧造当中,一般来说北宋瓷器胎都厚重一些,南宋都轻薄一些。所以在分辨南、北宋瓷器时,有时仅凭胎体这一条,就可以准确地判断。宋代的官窑,到了元代就戛然而止,一下停住了。因为它跟社会背景发生了冲突,元代人不欣赏这种青色的宋瓷。直到清代,皇宫才开始主动地去临摹。理解这样的社会背景,对瓷器鉴定会有好处。哥窑哥窑是与官窑类同的一个窑口,非常接近。它也有紫口铁足的特征,也有开片。哥窑和官窑的接近程度,有时候连专家都分辨不清。很多瓷器,在这本书上定为官窑,到另一本书上可能就定为哥窑,有时区分它们确实很困难。哥窑是中国古代陶瓷,尤其五大名窑中疑团最多的窑口,为什么呢?因为史书上的记载都不太详细,哥窑的窑址至今不明。有人说它的窑址在杭州,有人说在河南,有人说在景德镇,还有人说在龙泉,但就是没有真正挖出这个窑址来。嘉靖四十五年刊刻的《七修类稿续稿》称:”哥窑与龙泉窑皆出处州龙泉县,南宋时有章生一、生二弟兄各主一窑,章生一所陶者为哥窑,以名故也;章生二所陶者为龙泉,以地名也。”哥窑和龙泉窑都在今天的浙江龙泉县,南宋时有兄弟两个人,老大叫章生一,老二叫章生二,各主一窑烧造,哥哥烧的叫哥窑,弟弟烧的叫龙泉窑。这是嘉靖时期的一种说法。刚才说官哥两件,我先买了官窑,后来我在上海又碰到一个哥窑,看来按照顺序选择是对的,如果当时买了哥窑,后来又碰见的还是哥窑,我就会很后悔。那是在一个古董店里,这个古董商是专门做明清瓷的,他对高古瓷不是很了解。我一进门,就看见哥窑摆在那儿。我跟他聊,问问价钱。由于他不是很清楚,所以卖得比较便宜。我买了,等于捡了一个漏儿。收藏是件很随缘的事,很多时候不能强求,碰到了就是你的,碰不到就不是你的。我觉得如果按照这个路子,下面可能就要买着钧窑了。哥窑的特征哥窑有什么特征呢?第一个特征就是金丝铁线,这是它的典型特征。”金丝”是指细碎的开片,呈黄色;”铁线”是指大块的开片,呈黑色。金丝铁线在古代还叫”文武片”,指的是开片的大小。金丝铁线实际上是陶瓷烧造中的一种缺陷美。在烧造中,由于胎和釉的膨胀系数不同,所以瓷器出窑以后,釉就会开裂。如果你们看过出窑,就会觉得非常神奇。哥窑刚一出窑,釉面炸裂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。一个瓷器能炸多长时间呢?能炸两年。我买过一个新的哥窑瓶子搁在家里,夜深人静时,就能听见”嘣”一声,”嘣”一声,一直要持续一两年的时间,这是很多人不能想象的。哥窑能够呈现金丝铁线,原因就是它要炸两年。当它出窑冷却以后,过去直接搁入炭黑水,现在直接搁进墨汁里,拿出来以后,瓷器就形成大块的黑开片,非常清晰。很细小的开片,由于间隙过小,颜色进不去。所以就搁在那儿,时间长了,气体进去以后,会氧化成黄色。金丝铁线因此而形成,它是时间造成的。我们从这点可以判断,如果没有黄线,它的烧造时间就很近。那么,有黄线是不是就很古老?不一定。现在有人能加速金线的氧化过程。有人用几个月的时间,用烟熏制,强化它的氧化过程。所以你看到金丝铁线全部完美的东西,也不一定是真的。金丝铁线的说法,并不是很久远的事,到了清代才有这样一说。《处州府志》中载:”其兄名章生一,所主之窑,皆浇白断纹,号百圾碎,亦冠绝当世。”当时对哥窑的记载说它这种细小的开片冠绝当世。哥窑的工艺,已经由原来的无法控制,到能够主动控制,这个过程已经变成了一个主观的追求。关于哥窑的开片,还有很多传说。有一说是章生一、章生二兄弟俩造青瓷,各有成就。哥哥忠厚,瓷器卖得好,弟弟顿生妒意,就抓了一把黏土搁在釉缸里,这样开窑后就会使釉面开裂。本来开裂了是个缺陷,没想到被推到极高的地位,反而卖得更好了。还有一种说法,就是弟弟在开窑前往里泼水,使釉面炸裂。这些实际都是一些外行的说法。外行不知道烧造的工艺,这个工艺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哥窑的这种缺陷,被文人赋予一种美的追求,叫缺陷美。我在《家具篇》中讲过,审美的最高层次,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非常态的、病态的美。缺陷美被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,哥窑就在这样一个地位中诞生了。哥窑的第二个特征是紫口铁足,官窑也有这个特征。明代曹昭在《格古要论》中说:”旧哥窑色青,浓淡不一,亦有紫口铁足。”曹昭是松江人,就是今天的上海市郊区。《格古要论》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关于古董的文献,在明初成书。官哥之谜我们刚才讲了,哥窑有开片,官窑也有开片;哥窑有紫口铁足,官窑也有紫口铁足。那么有没有可能它们是一种东西呢?有人确实是这么认为的。因为在南方的吴语发音中,官、哥不分,北方人听起来都一样。吴语中管官窑叫”guoya”,北方人听起来就是”哥窑”。所以有人认为它们本身就是一种瓷,就是宋代的官窑,因为南北方语言上的误差,被人为地分成官、哥两种窑口。第二个疑问:有学者认为,哥窑不创烧于宋,而创烧于元,只是仿宋官而已。换句话说,他认为哥窑是元代人仿宋代人的瓷器。这种说法的证据是哥窑最早的记载就在元末明初。元末孔奇的《静斋至正直记》:”乙未冬在杭州时,市哥哥洞窑器者一香鼎,质细虽新,其色莹润如旧造,识者犹疑之。会荆溪王德翁亦云,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器,不可不细辨也。””乙未冬”,指1355年,元至正十五年,在杭州的市场上买了一个香鼎,是”哥哥洞窑”的。看着挺新,但又觉得像旧的,看到的人很疑惑。正好碰到一个老头儿叫王德翁,他说最近哥哥窑烧得特别像古官窑,得仔细看,好好辨别。那么,从这段记载中,孔奇认为哥窑是元代晚期出现的仿品。但我个人不这样认为,我认为哥窑还是宋代的,不是元代的。原因有这么几点:第一是造型。我们能看到的哥窑跟官窑的造型,没有大的区别。没有看到一种极特殊造型的哥窑,超过历史的局限。没有一件元代造型特征的哥窑,存世的哥窑都跟宋代的造型一致。第二是釉色。哥窑的釉色不符合元代人的审美观。元人尚白、尚蓝,对官窑、哥窑这种青瓷不感兴趣。第三是背景。元人喜欢金戈铁马、驰骋千里的感觉,并不喜欢宋人小桥流水的感觉。从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中判断,我觉得元代复制宋代的瓷器,可能性非常小。买哥窑的教训哥窑的存世量比较大。雍正乾隆时期大量烧造,我们碰到的哥窑大部分都是清代仿制的。我早年在现在的北京古玩城买过一个。那时北京的市场不像现在这么完备,当时还是铁丝网围着的木板房。我记得很清楚,那天我转了一圈,什么都没买到。临走时,有个妇女抱着孩子冲出来,跟我说:”马先生,我这个瓶子你还是要了吧。”因为我刚才看了一眼,嫌贵没要。她说:”我便宜你点儿,你也多出点儿,你就要了吧,我们在这儿生活挺不容易的。”在那种情况下,我买了个哥窑小瓶。后来发生的问题,跟我的想象有点儿不大一样了。我那天逛市场的时候,是借了别人的一个书包。当时对艺术品的珍视程度也不像今天,今天买什么东西都很郑重地包装起来,当时都很随意,拿张报纸一裹就搁书包里了。我背着书包出来,在马路边准备打车的时候,突然觉得肩膀一松,书包就掉地上了。由于书包不是我的,我不知道它背带中的缺陷,一个半圆的铁环从背带里褪出来了。当时我清晰地听到一个很不吉祥的声响,但也不是很惨烈。我坐在马路牙子上,也不敢打开看,就坐在那儿垂头丧气。我记得有个人过来跟我说:”打开看看,打开看看。”然后我捏着那个包着的报纸,就听见咯吱咯吱的声响。哥窑很有意思,在恰到好处的振动下,没有碎,但摔酥了。后来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搁在我家的柜子上,多少年我都不敢碰它,每回拿都觉得它要散了。从这件事上我们应该知道,一件文物得来不易。那件哥窑,我算了算,在二百五十年以上,让我不小心弄破损了。所以说得来不易,一定要小心。今天说起来好像跟个笑话似的,可我当时就是一头大汗坐在马路边上。我后来做了很多假设:如果多包几张报纸;如果不是拿别人的书包;如果拿一个盒装上;如果抱在怀里,都不可能出现这个问题。可恰恰所有的假设都没做,不幸把它伤害了。这件事对我后来有很大的好处,就是每当我买到一件东西时,都特别小心,生怕在手中有个意外。教训是个人的,经验是大家的。官、哥两窑小结一、有一种说法是”官哥不分”,可见它们的类似程度非常高。实际上还是能区分,一般的说法是:开大片为官,开小片为哥。这是一个简单的判断。二、官、哥两窑同属官窑中的青瓷系统,以釉色和开片作为艺术的表现形式。它既要有釉色的美丽,又要有开片的美丽,以双重标准作为该艺术表现的准则。三、官窑和哥窑代表着宋代官方最高的审美标准。宋代五大名窑中,已经讲了汝、官、哥三窑。剩下的钧、定两窑,与前面三窑相比较,从釉色上讲,有不同之处。下一讲就讲钧窑和定窑。

宋代官窑制度没有明确的记载,而明清以后的官窑制度有明确的记载,什么时间皇帝下令做什么样的瓷器;谁是督陶官,直接奔赴烧窑的前线,来指挥烧窑;政府一次需要多少瓷器等等,都有明确的记载。宋代官窑由于年代久远,史料不全,非常不明确。不能说当时没有官窑制度,但是今天找不到非常明确的文献,记载着从皇帝嘴里说出的官窑。由于不明确,所以今天不知道宋代官窑的起始时间。尽管如此,宋代官窑对于后世的影响,还是不可估量的。

官窑是北宋定的主调。北宋官窑在北宋末年宋徽宗时期才开始烧造,窑址不明。历史上黄河多次改变河道,每次泛滥的时候都淤积大量泥沙,将汴梁旧城以及整个黄河下游淹没,有很多文化古迹就淹没在黄河故道之下。我们推测,北宋官窑的窑址应该就在汴梁附近,但至今没有找到,估计黄土覆盖的深度已达10米以上。我们参考其他窑址,南宋官窑的遗址就离都城非常近;清代官窑虽然是在景德镇烧造,但有一些极特殊的产品,比如瓷胎画珐琅,就在紫禁城内烧造,位置在西华门附近。

北宋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,到了宋徽宗时期,社会生活非常富足。又赶上宋徽宗这样一个皇帝,酷爱艺术。大家都很清楚,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最没有政治造诣的皇帝之一,但他的艺术造诣却非常高,甚至可以说是艺术造诣最高的皇帝。历史上只有李后主李煜可以跟他相媲美。史学家们认为:在绘画技巧上,宋徽宗高于李后主;在诗词技巧上,李后主高于宋徽宗。李后主最着名的词就是“问君能有几多愁,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。我国20世纪30年代还拍过一部电影—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,就借的李后主这句词。

宋徽宗对艺术感兴趣体现在很多具体的方面,比如他设立了文思院。宋代的文思院,设有各种作坊,分工达三千多作。今天不能想象,把一个事情分成三千多类,怎么分?可能分几十类就分不下去了。在三千多个门类中,反而没有“陶作”,没有烧造陶瓷的地方。我们分析原因,可能是烧造瓷器的条件比较恶劣,需要大量煤炭、木柴,会造成很严重的污染,而且在宫廷里烧火也很危险。清代在紫禁城里烧造珐琅彩是很小范围的事,所以能够容忍。如果是大规模的行为,就只能到景德镇去烧造。

北宋官窑比较罕见,因为宋徽宗执政的时间只有二十几年;又经过靖康之难,很多东西都毁掉了;再加上一千年时间的淘汰,能留到今天的北宋官窑非常罕见。